《中国企业家》曾在不同时点采访过海底捞的三位CEO:张勇、杨利娟和苟轶群(详见《独家对话海底捞CEO:从张勇到杨利娟|封面故事》),他们都是海底捞的“元老级”人物,但决策和管理风格不尽相同。
就像一位接受采访的海底捞高管王立(化名)所概括的,“杨姐雷厉风行,更像在前线拼杀的悍将;苟哥做事重逻辑,凡事会推演清楚再做决定。”另一位受访的海底捞高管则表示,“张勇最牛的一点,就是知道在不同阶段,不同的管理者更适合什么样的位置,知道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如今,这位在幕后调兵遣将的掌舵者走到台前,又意味着什么?
名与实
创始人再出山,总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想象空间。所以毫不意外,海底捞公告发出后的第二天,股价开盘(15.5港元)就比前一天收盘(14.4港元)上涨了7.6%。
而实际上,张勇重掌CEO之位,更有可能是:形式大过内容。
即便早年间,张勇在CEO任上,也一度都是甩手掌柜。他在2018年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就提到,“我给自己找了一个海底捞最好干的活儿,就是仰望星空。仰望星空一般不会出错,低头拉车容易出错。”
带领十几万海底捞人“低头拉车”的,是在公司成立第二年(1995年)就加入的杨利娟。两人是师徒,上下级,更是配合默契的搭档。在海底捞内部员工看来,张勇是海底捞的“立法者”——很多制度和想法都出自于他;杨利娟则是说一不二、坚定的“执法者”:曾经,张勇说要“打破”组织,当时刚刚任职COO的杨利娟顶着内部的争议和动荡,推进了改革落地;之后张勇提出国际化,又是杨利娟带着团队开始了早期“拓荒”;让海底捞转危为安的“啄木鸟计划”是张勇提出来的,但真正使之从“计划”变成“现实”的,是杨利娟。
也是在那次采访中,还出现了一个小“乌龙”:张勇不止一次提到杨利娟是CEO——而当时她还只是COO,后来跟海底捞的一位高管讲起这件事,后者不以为意地说,“他(张勇)是真的没弄清这些(职位)。”而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们配合这么多年,很有默契,有时谁做什么事情没有分得那么清楚。”杨利娟后来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也提到,“其实董事长当CEO时,我的责任也不轻。”

来源:受访者
在上述高管看来,张勇会把时间放在自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其他的就会放手给别人做。他记得有一次,张勇在跟某个企业家聊天时,对方问他海底捞年营收是多少,他都答不上来,“但如果你跟他聊计件工资,前面乘百分之几的系数他都会很清楚”。他最关心的,就是组织、人和KPI。
这些事情,即便不在CEO之位,张勇也会亲自上阵督战。
比如,海底捞重要岗位的任命,店长的激励和管理制度,很多都是他提出来的;这两年海底捞推行的内部创业项目“红石榴计划”,他也深度参与,包括人员筛选、品牌评定等;他会在内部反复强调“公平公正”,要求高管对员工工作和生活层面的问题要多关注,而他自己,也能经常察觉到高管心态上的波动和异常。
过去,很多高管都会评价张勇是“刀子嘴豆腐心”,他自己也会戏称是“暴跳如雷的张大哥”,但这两年,海底捞的高管们发现他慢慢变成了一位“善解人意的张大哥”。
“脾气好很多,更风趣了。”王立说,张勇会推荐给他们很多书,“原来都是管理工具类的,现在更多是诗词歌赋类,还会经常给大家讲一些很有启发的小故事。”
旧问题与新挑战
海底捞的几任CEO更迭,对应了其不同的发展阶段。
2021年,激进扩张的海底捞马失前蹄,导致41.6亿元的历史性亏损,杨利娟在这个节点扛下了CEO的重担,启动了改革行动:关门店、稳人心、调管理,到了2023年,海底捞的业绩从谷底反弹,一下子冲到历史新高。
“杨姐的风格是杀伐决断,擅长开疆破土,比如分配任务时,我们上来就说,杨姐觉得没问题,就让我们直接开干了;苟哥不一样,要怎么做、达到什么目标、步骤怎么展开——这些要写出来,而且前后要形成闭环,不能有思维漏洞。”在王立看来,两位CEO管理上会有不同的侧重,杨利娟以结果为导向,苟轶群更偏重管理过程,讲逻辑,在他看来,“逻辑不对,结果对了也不长久;逻辑对了,结果也会逐渐变好。”
前者为海底捞实施了火线救援,而当海底捞从危局中走出来,需要进行整体重建的时候,CEO的接力棒就交到了苟轶群手中。
苟轶群同样是海底捞的老臣,也是重臣。他在2000年加入海底捞,曾任首席财务官、信息技术负责人、供应链及采购管理负责人等多个职位。《中国企业家》了解到,2017年底,苟轶群曾离开海底捞日常经营管理工作,辞去了一切职务,但一直是投资委员会和创新委员会委员——这也是海底捞的关键决策中心。
2024年正式回归海底捞运营后,苟轶群主导设立了两大核心委员会:数字化运营委员会和创业创新委员会,这两大领域,也关乎到海底捞的未来。
在海底捞的构想中,未来会逐步打造覆盖集团全品牌的智能化中台,其中包括顾客服务、员工管理、产品研发、品牌营销、拓店选址等各个板块的能力,短期内会为海底捞各个门店进行赋能;中长期,将把赋能推广到“红石榴计划”中的各个子品牌。
根据公告,辞任CEO之后,苟轶群将继续在集团统筹推动管理流程的智能化与自动化规划,推动运营模式升级和智能中台建设,提升组织管理效率与决策性能。
不过对于海底捞面前的难关来说,不是一个系统就能跨越的。
2025年上半年,海底捞集团营业收入207亿元,同比下降3.7%;核心经营利润24亿元,同比下降14.0%。年报中指出:利润下降受翻台率下降,以及产品、场景等创新模式方面的初期调整影响;同时也表示:公司认为这一阶段业务下滑反映出管理层在管理能力方面存在不足。
一位掌管着数百亿营收体量的零售集团CEO曾提过一个“三倍法则”,即一个企业当下的能力模块只能支撑3倍之内的收入增长,比如能做到100亿元的公司,其组织能力只能支撑未来300亿元的体量——这已经是极限了。要想进一步跨越,就必须进行更为彻底、全面的组织变革。

摄影:邓攀
2024年,海底捞的营业收入超过400亿元。而未来,无论是开放加盟还是打造多元品牌,都会带来企业体量的进一步膨胀。根据年报,截至2025年6月,除海底捞火锅之外,海底捞集团还运营着14个餐饮品牌——随着多元品牌战略的继续推进,可以想见的是,未来海底捞的品牌阵容会更加丰富,门店数量会急剧增大,新的管理难题也会不断冒出来:
如何运作一个超级餐饮平台?是要无限扩张,还是有限多元?如何协调和分配资源?在协同共享的同时,如何保证不同品牌的独立发展?每一个问题的背后,都隐含着更多的内部博弈和矛盾权衡,扩张可以带来发展,但如果不能有效管理,矛盾也会最终撕裂一家企业。对于海底捞来说,到了一个打破旧格局,重建新生态的关键时刻。
海底捞素来有个传统,“老人做新事,新人做老事”,他们很清楚一点,新事意味着要挑战旧传统,破坏老规矩,只有“老人”才能调动更多资源,拥有更大能量,顶住更大阻力,啃下硬骨头;如今作为创始人的张勇亲自出马,或许也意味着,海底捞接下来要面临的一场硬仗,真的不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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