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像是在一座孤岛上，顶着高科技的名头，做着最原始的计件活。

我们做的是无人驾驶的数据标注，能外溢到我们这种新成立的小公司的，往往都是基地和大厂挑剩下的“四手”项目。比如复杂的“4D车道线”，要求员工在连续的三维点云数据中精确勾勒车道变化，极其耗费人力和眼力。

那些相对简单、标准化且高利润的活，都牢牢攥在头部数据中心手里。

在这个行业里，如果你不在总部“基地”里，就只能像流浪猫一样在外面扒拉点野食。整个产业链就像一个食物链：一些车企把数据包给大厂，大厂转手给下一级公司，每一层都要扒掉一层利润。到我们手上时，单价已经被压到微乎其微。

最头疼的是结算周期。甲方通常承诺是验收开发票后的两到三个月，我遇到过最长结算时间甚至是六个月。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先拿现金流垫付半年的运营成本。

这时候，当初设想的员工“按件结算”的兼职协议就根本行不通了。员工辛苦了一个月，怎么可能不发工资。虽然实际收益一分钱都没到账，但我每月仍要按德州最低工资标准1850元支付底薪，再加上车补餐补，一人每月我要自掏腰包发2000块钱。

这笔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却看不到任何回流。

项目本身也充满变数。甲方经常说某个项目是长期且量大的，但往往只做一两个月就突然中止。

规则更是朝令夕改，有一次，我们刚把规则跑顺，甲方紧急通知：“之前的标注全部作废，按新规重做。”还有的突然更改截止时间，导致我们投入大量人力做的包全部废弃。

我和员工都闹心，可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体量的小公司，与甲方根本没有正式合同和协议，能拿到几个数据包做，已经是“恩赐”。

办公室里，最初的新奇感很快被疲惫取代。

我们德州有一个京东的客户服务中心，来我这里的不少孩子，原本想找的是像京东客服那样“坐在办公室吹空调、打电话”的体面工作。但因为这些稳定的大厂岗位稀缺，才流转到了我这里。

当他们真正坐在电脑前，面对无人驾驶的3D点云数据时，滤镜瞬间破碎，新鲜感变成了生理上的折磨。

这项工作要求人盯着屏幕，在一个个复杂的立体图像中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地拉框，对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来说，有种生理上的排斥反应——“晕3D”。

我自己试过，哪怕我以前打《穿越火线》这种游戏，但盯着这些密密麻麻的点云做一会儿，也会感到头晕眼花、恶心想吐。

那些二十出头的孩子更坐不住。他们不仅要忍受生理不适，还得面对枯燥的重复劳动。很多人干一分钟活，就要玩五分钟手机，你盯着他，他赶紧动两下鼠标；你一转身，他就停下来发呆。看着他们对着屏幕眼神空洞的样子，我有时都觉得这活儿对人是一种消耗。

办公室里最拼的是一位宝妈，家里负担重，她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午吃饭都匆匆忙忙。可即便她如此努力，一天最多也只能完成40元左右的产值。甲方当初承诺的“人均日产值300元”，现在看来像个笑话。

我鼓起勇气和甲方反映效率问题，甲方气势汹汹找了一个手快的带教老师来示范，可我估算也达不到200元的产值。

更绝望的是，我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对标的成功案例。就在我们园区不远，有一家叫“地平线”的公司，那是北京来的“正规军”，老板据说百度出身，专门给高德地图做数据，手里握着一手资源。我曾羡慕他们有300多人的规模。

但随着今年车企销量下滑，连这样的头部公司也撑不住了，开始大规模裁员，人数缩减到了不到100人。看着隔壁的“大厂分部”都开始人去楼空，我彻底意识到：连正规军都在撤退，我们这种游击队哪还有活路？

撑到第3个月，20万本金已经见底。每月4万的工资支出，加上不菲的水电物业费，我心里清楚，就算未来有那么一两笔回款，也远远覆盖不了成本。

10月初，我看着账面，只能无奈宣布解散。

早会上，我望着下面稀疏的员工，尽量平静地说：“现在行业走势不太好，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机会，也可以多看看。”

其实这话不说，大家也早就感受到了。那天之后，办公室里的人开始陆陆续续离开。

10月中旬的一个早上，结清最后一个人的工资后，我关闭了公司。

那天，风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带着郊外的寒气。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大理石瓷砖上，显得格外冷清。

我站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心里空落落的，像被掏空了一块。

在垂直领域找到生机

关闭公司那天，我和合伙人亲手拆卸着那些崭新的办公桌椅。就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劳动局给我打电话，说是有一名员工要申请劳动仲裁。我放下手里的螺丝刀，驱车赶了过去。原来是公司的一个小姑娘对解散前只发底薪不满意，找到律师算了一笔账要求赔偿6000元，最后经过调解，我赔了她3000元。

实际上，她离职时，我已经按“假设项目能回款”的乐观估计给她结算了九百元工资。我理解她想多拿些报酬的心情，但公司挣不出钱来，我也很无奈。

回到办公室，拖货公司的车已经在楼下等着。看着被搬空的场地，我心里竟然有一丝庆幸：多亏撤得快。

折腾这一遭，我才明白三线城市里，所谓的“AI风口”远没有宣传中的繁荣，不是谁搬来电脑、招来人就能吃到蛋糕。

整个德州的标注产业链非常薄弱，缺乏产业集群和稳定的项目来源，更多依赖外包与转包生意。在这里做标注的团队，几乎都在走同一条路：熬项目、等回款、靠低成本硬撑。

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溃败，而是整个三线城市创业环境的缩影。

我身边那些做工程的朋友，这两年日子普遍难过。旧账要不回，新活全是垫资。为了生存，他们慌不择路地转型，有人去开饭店，有人开KTV、酒吧。结果无一例外，大部分店从开业到倒闭，生命周期只有2个月。

朋友们经常调侃：“这几年，我们不是在创业，就是在关店的路上。”

我们都撞进了整个大环境的冰川期。相比朋友们动辄被套牢几年、亏损几十万，我这3个月亏20万的“试错”，反倒成了一种及时止损。

公司虽然关了，但我并没有彻底离开数据标注。而是回到了自己的老本行——医疗。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但受家庭影响，毕业后我也考取了X光技师执照，在德州一家医院的影像科工作过7年。

关掉公司后，我经常刷手机，小红书上推送了很多关于“医疗数据标注”的帖子。这提醒了我：为什么不试试这个方向？

我联合父母和一位前同事，组成了4个人的小团队。我们在网络上主动发帖、发邮件寻找需求方，大多数尝试石沉大海，但最终有一家天津的公司给了我们试做的机会。

这和无人驾驶标注完全不同。医疗数据标注的核心是审核AI大模型给出的医学建议是否准确。比如判断AI分析肺部结节是否有毛玻璃状、有没有拉丝这些特征，并判断建议是否合理。我的工作就是运用医学知识，判断这些建议的准确性。

申请平台工号时我一度很忐忑，很多平台要求二线城市以上三甲医院的医生资质，而德州只是个三线城市。幸运的是，德州医院被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并购，刚好卡上了这个门槛，我们的资质审核居然通过了。

现在，我把办公室搬到了自家尚未装修好的地下室。这里很安静，我不用再支付高昂的租金。冬日的阳光能从窗户斜射进来，我泡上一壶热茶，暖暖地坐在电脑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