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敬畏变成伤害，信任就更加昂贵。

19日，知名户外品牌始祖鸟与艺术家蔡国强，在海拔约55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江孜热龙地区举办的“升龙”烟火表演，以所谓“对自然的敬畏”，秀出了一场备受争议的生态疑问。

在广泛质疑声中，21日始祖鸟、蔡国强相继发布致歉信，诚恳接受所有批评和建议，承诺依据评估结果和社会各界反馈，展开及时有效的补救行动。同时，西藏日喀则市委、市政府也成立调查组赶赴现场核查，明确后续将根据核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

喜马拉雅山脉是世界屋脊，是长江、黄河等的发源地，高海拔下的生态脆弱性自不待言。选择这一生态脆弱之地，用烟花来致敬自然，这本身就透着对自然的亵渎，对生态的茫然不知。

尽管主办方声称该项目所选用的烟花彩色粉均为生物可降解材料，燃放后还会立即清理残留物，并对草甸、农田进行翻土与植被修复，确保不留生态隐患，但在青藏高原这种低温低降水低生物活性的地区，降解需要多长时间？烟花释放的诸多化学残留，对当地生态的破坏到底如何？翻土和植被修复是否更可能对生态造成二次伤害？

人们质疑这一行为，但若止步于此，可能很难杜绝类似事情的重复。这一事件警示人们反思，这场声势浩大的烟花秀，是怎么通过层层审批予以放行的。

在美丽中国战略部署下，国内生态环保的自上而下管制系统是相当清晰和系统的，环保的一票否决如今已变成了一种治理常态，这集中体现的是决策层宏观战略上的布局和执行。自上而下的治理系统，在环保执法和护航美丽中国战略上的成效显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成为一种执法环节上的行为规范。

当然，相对于生态环保这一开发性问题，再多的执法队伍和执法资源，都不免捉襟见肘，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不仅会导致高执法边际成本，还导致很多生态环保问题，一旦暴露都是事后的；同时，再严的生态环保执法，也存在专业不完备性问题，这一方面缘于环保执法资源的专业匹配问题，另一方面则缘于认知偏差，即很多生态环保问题是跨专业跨学科问题，事前缺乏信息和跨专业知识充分评估其危害性等。

这意味着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执法和管控思路，很难在生态环保问题上做到防微杜渐。真正有效的互补是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自治力量，让各利益相关者以当事人身份参与到生态环保决策中。

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在《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中表达了一个机制设计逻辑，将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建立起某种连接，有助增强系统有效性。

生态环保本身存在直接和间接受益/受损人，让与生态环保休戚相关的本地人参与到环保决策中，尽管会牺牲决策效率，但有助于提高决策质量，搭建起稳定的生态环保博弈结构。

当前要增加自下而上的自治力量，一方面需探索构建开放的环保决策体系，将当地群众知情同意纳入其中。根据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的经济社会成本最小化原则，当地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在处理影响其生存或生活质量相关问题时，会带来经济社会成本的最小化，这缘于当地直接利益相关者不仅最关心当地生态，而且对生态环境变化最具敏感性。另一方面在生态环保领域引入集体诉讼、辩方举证和争议和解等制度，提高利益相关者参与环保决策的对等有效性，即基于环保的集体诉讼将增加对微观动机的约束，抬高生态破坏者的行为成本，辩方举证提高经济社会行为的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有助于及时止损，争议和解则有助于降低分歧成本，提高自下而上行为博弈的硬约束。

唯有自上而下的立法执法，与自下而上的合作博弈等相互交融，形成完整的行政他治与经济社会自治交叉网，这样的烟火秀才能真正得到多维度约束。

春堤一望思无涯，树势还同水势斜。这场烟花秀最具普遍的善后意义，就是怎样的环保制度体系，才能真正有效完善环保领域的现代治理结构，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中国自上而下的生态环保治理体系，同样需倚重自下而上的自治力量，将微观动机引入到宏观行为的分析和评价中，真正将美丽中国战略内化成每个人的认知和行动自律。若如此，这将是这场烟花秀给生态环保带来的最有意义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