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递送路线如何选择？

在体内CAR-T的主要递送系统中，慢病毒载体最早是以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为基础改装而来的一种相对安全高效的基因治疗载体。

目前，国内有不少企业从事慢病毒载体路线开发，如EsoBiotec的ESO-T01产品，就有深圳普瑞金参与开发，此外驯鹿生物、济因生物、易慕峰生物、传奇生物（LEGN.NASDAQ）也在慢病毒载体路线有布局。

慢病毒载体路线外，另一类LNP路线递送的均为可生成CAR的mRNA，mRNA在细胞内指导蛋白的生成，可以规避永久性基因改变的风险，因而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国内企业基于LNP路线布局体内CAR-T领域的企业较多。

在上述大会中，环码生物CEO汤辰翔指出，在目前CAR-T疗法的研发中，病毒载体与非病毒载体是两大主要技术路径。病毒载体虽然可实现CAR基因的长期稳定表达，但其整合特性可能带来潜在安全性风险，例如基因组插入突变，尽管已有临床研究初步验证其可行性。

相比之下，全球范围内非病毒载体配合RNA的技术路线仍处于早期阶段，虽面临多重挑战，但因其较低的安全性风险，更适用于对安全性要求较高的领域，如自身免疫疾病。汤辰翔认为，首先，如何在高分裂活性的T细胞中实现足够持久和高效的CAR表达是一大难点。“作为解决方案之一，环形RNA因其结构稳定、表达持续时间更长，有望弥补非病毒载体在持久性方面的不足。”

同时，递送系统本身也存在挑战。汤辰翔分析称，LNP载体具有一定的毒性，治疗窗口相对较窄，目前人体数据仍然有限，需进一步验证。“此外，靶向递送策略进一步增加了系统复杂性，是否采用偶联方式、靶头靶点的选择、抗体筛选与偶联工艺等，均显著提高了研发与CMC（化学、制造与控制）难度。”

在上述大会中，多宁集团技术顾问、Branca Bunús首席技术官何钟磊认为，慢病毒载体在体内外CAR-T制备中仍存在尚未被充分认知的潜力和问题，尽管其技术复杂度高、与理想载体存在明显差距，但从实际案例中发现，慢病毒在生产过程中某些关键参数，如组装效率或生产细胞的膜组成可能显著影响其最终功能。

“例如，在使用某试剂改进慢病毒制备工艺后，其对癌细胞的体外杀伤效率从40%提升至80%，而常规质量指标如感染滴度却未呈现显著差异。这表明慢病毒在安全性、效率机制等方面仍有深入挖掘的空间，其技术瓶颈并非不可突破，关键取决于研发投入的价值判断。”何钟磊分析称。

在非病毒载体方面，何钟磊指出，LNP目前存在毒性问题，尤其在静脉全身给药时治疗窗口狭窄，高剂量下易引发严重毒性反应，限制其临床应用。

何钟磊认为，虽可通过调整阳离子脂质、胆固醇等组分以优化结构，但LNP的系统性递送毒性根源复杂，并非仅通过化学修饰即可彻底解决。“相比之下，聚合物载体具有结构多样、设计灵活、组装简单等优势，在临床前研究中展现出潜力，但目前距真正应用于体内CAR-T治疗仍有一定距离。”

“未来in vivo CAR-T的发展不应局限于慢病毒或LNP等现有体系，而应积极拓展更多类型的病毒与非病毒递送路径，通过多元化的技术布局与持续攻关，为临床转化提供更安全、高效的解决方案。”何钟磊强调。

或逐步拓展至更多适应证

从当前技术路径的推演方向来看，对于未来in vivo CAR-T技术应用的定位，王浩猛认为，在目前技术路径推演下，in vivo CAR-T在血液肿瘤及免疫疾病领域的未来定位主要取决于其可及性与支付体系支持。

“相较于现有CAR-T疗法，in vivo路径在用药成本、治疗周期及‘现货型’供应方面具备显著优势，有望实现患者覆盖范围的指数级扩展。从临床需求、注册审批到商业化流通，该技术均显示出更强可行性。”王浩猛表示。

同时，王浩猛也强调，未来需借助商业保险等多元支付手段，弥补创新疗法与患者可负担性之间的差距，从而推动in vivo CAR-T真正走向临床普及与国际化应用。

从当前技术发展路径而言，汤辰翔指出，in vivo CAR-T在血液肿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具有显著的平台型技术潜力，现阶段，该技术正以CD-19这一经典靶点为首要研究对象，开展概念验证研究。“一旦验证成功，其应用范围将大幅扩展，不仅可覆盖CD-20、BCMA等多个靶点及不同靶点组合，还可能拓展至衰老细胞清除、抑制炎症乃至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和肝纤维化等更广泛疾病领域。”

汤辰翔认为，与传统病毒载体相比，非病毒载体系统在体内应用的安全性更高，其目标是通过一至两针注射实现B细胞的深度清除，并力争达到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功能性治愈。“尽管疾病存在复发可能，但实现长期缓解仍被视为一项重大突破，目前的研究数据显示，单次给药后可维持十几天CAR-T阳性率，表明该技术路径具备临床可行性。”

“总体而言，in vivo CAR-T的发展将分阶段推进，首先完成经典靶点验证，继而探索更多靶点与适应证，最终迈向更广泛的疾病治疗和新型CAR设计。该技术有望显著提升治疗可及性、降低生产成本，并可能重新定义细胞治疗的临床应用范式。”汤辰翔分析称。

元迈细胞联合创始人、CEO陈一军认为，in vivo CAR-T目前正围绕CD-19成熟靶点以及持续优化递送系统靶向性开展自免疾病的研究，并有望逐步拓展至更多适应证。“该技术与TCE（T细胞衔接双特异性抗体）等新兴模式共同构成企业研发立项与管线组合的重要选择，尤其对Biotech公司而言，因试错空间有限，技术路线和临床适应证的决策往往关乎生存。”

“行业中先驱企业如Capstan Therapeutics展示了in vivo CAR-T的成功可能性，也引发了大量跟随布局，导致靶点或技术路径竞争激烈。在资本充裕时期，率先推进的创新企业通常具备先发优势，跟随创新也具有弯道超车的机会；然而在资本收紧环境下，策略选择容错率降低，跟随者行错踏空的风险更高。因此，企业需理性评估自身实力与平台技术潜力，避免盲目追逐热点。”陈一军也坦言。

就适应证布局而言，陈一军指出，ex vivo与in vivo CAR-T乃至病毒与非病毒载体之间存在差异化应用场景，不同技术适用于血液肿瘤、自身免疫疾病或实体瘤等不同领域，需结合临床实际与组织特异性进行考量。

“企业应立足于专业能力与资源禀赋，选择优势领域做深做实，而非追求全面覆盖。最终，需从临床价值与投资回报双重目标出发，以终为始，聚焦与深耕才是实现突破的关键路径。”陈一军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