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娃哈哈集团之外，存在着一个规模庞大的‘娃哈哈帝国’！”

近日，某官媒言辞激烈地指出，娃哈哈集团涉嫌国有资产流失，近乎沦为“空壳”。矛头直指刚接过饮料帝国权杖一年的宗馥莉。

而不久前，娃哈哈卷入了“今麦郎代工”的舆论风波，消费者质疑“同一产线的水，今麦郎只卖一元，贴上娃哈哈的标就能卖2元”，使得娃哈哈和今麦郎分别对此事件做出紧急公关。

一连串的负面消息，让曾经被父亲捧在手心呵护的“小公主”宗馥莉，架在了火上“烤”。

另一个“娃哈哈”已经崛起

上述媒体调查显示，这家曾以国资为第一大股东的企业，历经二十余年发展，核心资产已悄然转移至集团体系之外。

实际上，这场“挪腾术”在宗庆后时期已经开始布局，只不过作风更激进的宗馥莉，让这场持续二十余年的“体外循环”推向了台前。

资料显示，如今“娃哈哈系”境内200余家公司中，仅16家由集团投资且多为非控股，其余百余家体外公司均与国资无关，却围绕娃哈哈品牌开展商业活动。

其中宏胜饮料集团尤为典型，这家注册在英属维京群岛的企业，2007 年起由宗馥莉执掌，截至 2024 年初已拥有 19 个生产基地、48 家子公司及 104 条生产线，不仅垄断娃哈哈近半加工业务，更将销售渠道牢牢攥在手中。

因为娃哈哈集团下属部分公司实控权均不在国资手中，直接导致杭州国资连续多年未获分红，形成“企业盈利、股东失血”的怪象。

数据对比显示，2022年底“娃哈哈系”总资产370.47亿元，营收512.02亿元，净利润47.67亿元；而国资控股的娃哈哈集团本部及16家子公司资产仅58.07亿元，营收14.03亿元，净利润仅1871万元，其资产、营收、净利润分别仅占体系总量的15.67%、2.74%和0.39%。

从数据来看，娃哈哈集团确实被“掏空”了，而体系外的宏胜集团已经长成了“庞然大物”。

实控权的争夺战

剥开表象，这场博弈的核心在于实控权。

公开资料显示，1999年改制后，娃哈哈集团由全资国企变为国资相对控股企业，国资（杭州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6%仍为第一大股东，宗庆后（后由宗馥莉继承）持股29.4%，职工持股会持股24.6%。

（花朵财经制图）

从表面来看，国资是第一大股东，实际上，宗庆后是通过“人情纽带”将职工持股会转化为“一致行动人”，以54%的实质控制权维系着“人治”时代的稳定。

这种模式高度依赖宗庆后的个人威望，却为日后的权力交接埋下隐患。接班人宗馥莉既缺乏父亲的江湖威望，又无法通过股权比例直接掌控企业，不得不另寻出路。

2003年成立的宏胜集团，本质上是宗氏父女为突破股权枷锁布下的“暗棋”。在“达娃之争”期间，宏胜作为对抗达能的筹码快速扩张，却在无形中形成“第二套娃哈哈体系”，如今更成为宗馥莉与国资博弈的关键底牌。

除了股权，娃哈哈更重要的战场在商标权。

早在2006年，宗庆后与法国达能爆发了三年的股权、商标争议，史称“达娃之争”。最后达能和宗庆后在2009年达成和解，达能退出，娃哈哈商标还是归娃哈哈集团所有。

但令人咋舌的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娃哈哈商标竟由宏胜集团旗下企业授权生产。如委托今麦郎生产娃哈哈产品的代工合同中，甲方为杭州宏诚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这家宏胜全资子公司与娃哈哈集团毫无权属关系，却堂而皇之地行使着商标授权权力。

今年年初，宗馥莉试图将“娃哈哈”系列商标共计387件由娃哈哈集团转移到其控股的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

知情人士透露，该交易拟以1亿元价格成交，而这些商标的公开估值超过800亿元。

在未履行股东会、董事会决策程序，且未与国有股东沟通的情况下，这场近乎“明抢”的商标转移被国资方及时发现并制止，将宗馥莉推上舆论风口浪尖。

内部也开始“撕裂”

除了外界的指控，娃哈哈内部改革也出现了一些杂音。

自宗馥莉执掌娃哈哈后，争议事件如多米诺骨牌般爆发。

最近一年，员工被要求转签宏胜合同、工龄清零的维权风波未平，代工厂欠薪纠纷又起，甚至出现员工因“被强制低价收购股份”而集体诉讼的局面。

宗馥莉“杀伐果断”的作风，在2024年的人事大调整中达到顶峰。她一口气撤换30多名中层领导，将宏胜系管理层安插进核心岗位。

她还将绩效导向的考核体系引入娃哈哈，对未完成任务的员工直接开除，不留一点情面，被外界评价为“心狠手辣”。

事实上，这种激进的商业策略，与宗馥莉的个人特质密不可分。作为留美归来的“海归二代”，她接受的西方管理教育，塑造了她追求效率、崇尚制度化的思维模式。

这种背景使她在接手娃哈哈后，本能地试图用“美式管理”改造这家带有浓厚国企色彩的传统企业。

这位“继承者”试图紧握实权、重塑掌门权威，大力推行企业改革，但她却学不会中式政治经济学那一套玩法，曾经跟随宗庆后打天下的老臣们，面对突如其来的“挥刀大改”，又岂会轻易俯首听命？

这一系列事件，暴露出她在处理复杂政商关系时的经验不足，西方教育背景下形成的“直接推进”思维，她显然低估了国内国企治理中程序合规的重要性。

转移商标受阻后，宏胜集团于今年2月申请“娃小哈”“宗小哈”等商标，并在5月发布声明称，已为推出全新自有品牌做好准备。

这番“去娃哈哈化”操作，被外界视作宗馥莉试图摆脱国资监管的宣言书——正如业内人士所言：“她似乎将杭州国资视为'新达能'，急于除之而后快。”

事实上，杭州国资与宗馥莉的矛盾早已暗流涌动：去年宗馥莉突然提出辞职，幕后推手正是国资大股东的强硬反对；而今年的商标转移事件，则彻底撕开双方的遮羞布。

值得深思的是，这套体外布局的底层逻辑，实则延续了宗庆后二十年前应对“达娃之争”的后手策略。

宗馥莉或许本意是延续父亲的“控制权保卫战”，但激进手段却让她陷入“穷庙富和尚”的舆论漩涡。

若真如外界担忧的那样，宗馥莉侵吞了娃哈哈的国资权益，最后将娃哈哈的资产转移走，令娃哈哈彻底变成一家“外资公司”。即便成功了，她也会背上“千古罪名”。宗馥莉绝对不会这么蠢。

站在“国货之光”的十字路口，宗馥莉的改革像把双刃剑：一边是试图打破国资掣肘、证明个人能力的迫切，另一边是动作过猛引发的信任危机。

当她关闭自有工厂转向代工、强制员工换签合同、在英属维京群岛搭建企业架构时，或许未曾想过，这些带着“破局者”烙印的操作，正将自己和娃哈哈拖入更复杂的利益迷局。

对于这位年轻的继承者而言，如何在掌控权与合规性之间找到平衡点，或许比单纯的“去国资化”更考验智慧。

毕竟，没有人希望看到宗庆后留下的商业帝国，在激进改革中分崩离析。

历史上，健力宝曾因内部管理问题和市场变化而逐渐衰落，杭州估计也不愿意看到娃哈哈成为第二个健力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