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8月份实际使用外来直接投资同比下降33.8%，其中8月份同比下降50.4%。2024年1-8月，通过初次和二次收入渠道离境的外资规模达到2269亿美元，比疫情前的2019年增加了73%。外资为什么快速流出？吸引和留住外资需要政策的创新思维，服务业与资本市场或是吸引外资的新策略。

一、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8月份实际使用外来直接投资同比下降33.8%，其中8月份同比下降50.4%。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24年1至8月，全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FDI）金额为5801.9亿元人民币。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1.5%，折合美元约817.13亿美元，同比下降33.8%。

1-8月累计数减去1-7月，可推算出8月份 FDI约58亿美元，同比下降50.4%。这是骑牛研究所收集的2000年以来的此类数据中，25年来的最大跌幅。8月份 FDI已经回落到低于21年前2004年8月的水平。2004年FDI为621亿美元，其中8月为61亿美元。

二、2024年1-8月，通过初次和二次收入渠道离境的外资规模达到2269亿美元，比疫情前的2019年增加了73%。

疫情以来，苹果、 三星 、intel等科技企业，或因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或部门招投标排斥外企，或因消费降级外国品牌市场萎缩收入下降，或因分散投资风险将产线转移到东南亚或印度等地，越来越多跨国公司的供应链正在向境外转移。

30.前不久，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上海市在8月份表示，现在最紧迫的经济挑战之一是“果链”空心化。这里指的是 苹果公司 将部分电子产品生产转移到印度和越南等国家。

随着亚洲替代性制造业目的地的崛起，一些外企商会表示，大陆市场的利润率已不再优于其他市场，而东南亚、印度等地也正在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争夺大陆的供应链企业。

可以肯定的是，仍有一些外企不会放弃大陆，他们还在努力维持现有业务，因为中国的市场规模足够大。

FDI比疫情前的2019年下降了30.7%，但通过初级和次级收入流出的外资，比2019年增长了73%。

但从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涉外收付表中外企通过初次和二次收入离境的资金规模看，从疫情后的2020年开始，通过这个项目离境的资金规模从2000亿美元以下，年增长5%以下，大幅增加到2000亿美元、3000亿美元，年增速也超过10%。2024年1-8月，离境规模达到2269亿美元，比2020年之前全年离境的规模还大。预计全年将超过3400亿美元，比疫情前的2019年增长73%。而实际使用外资的金额，比疫情前的2019年下降了30.7%。

中国外资流入额比例已从7%降至1%，已低于日本。

9月14日，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举办期间，专家们介绍，我国的外来直接投资流入额与GDP的比例，近几年大幅度下降，其中尤其是制造业下降得最厉害。高峰时，外资流入额与GDP比例曾达到7%。

但疫情后这一比例的快速下降，从7%降至目前的1%。以至于我们快速下降的外资比例，已经比日本还要低了，这就有点不太正常。这揭示了在政策和市场环境方面存在的挑战。

三、外资为什么快速流出？

流入的外资大幅减少，但流出的外资大幅增加，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复杂，大体有以下原因：

一是政策因素，尤其是在服务业领域，可能更为突出。

我们正在经历从商品要素流动性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的关键时期，但不仅商品流动性开放程度有所倒退，比如国有资金的招投标最近几年普遍存在排斥民企、外企的现象。

服务领域的开放制度则迟迟未决。比如9月8日，我国批准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福州、广州、深圳和海南全岛设立外商独资医院。媒体渲染这是医疗市场对外开放的信号，是对当前医疗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但大家忽略了，其实这是解决外资企业面临制度问题的正确方向。

但大家忽略了，其实10年前国家卫健委就发布过这样的文件，内容大体一致。而10年后重发10年前的文件，这本身就证明了我们在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这些年存在多么严重的阻力。

二是受国有企业快速发展的挤压，外企和国企都难以在不公平的竞争中保持正常的盈利。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郭文杰也阐释了外资比例下降的原因。他说，"钱要始终流到能挣钱的地方，这个钱能挣到哪个产业的钱，就流到哪里挣钱，这是资本的客观规律"。 但郭文杰未提及的是，外资和私人资本这几年越来越难挣钱的原因，并非他们的竞争力下降，而是行政部门利用资源配置权和产业政策帮助国企在市场中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民企受资本管制无法流向海外，但外企只能通过供应链转移流出大陆了。

三是近几年行政机构的监管趋势可能过度强化。

近些年，行政机构的行为方式或目标取向发生了变化，从“发展第一”转变为“安全第一”或“风险最小化第一”。这种行为取向的变化，导致了大量的政策执行层面的偏差，对民营企业和外企的自主经营和公平竞争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严重挫伤了他们的投资积极性。

四是地缘因素。不宜多谈。

四、吸引和留住外资需要政策的创新思维，服务业与资本市场或是吸引外资的新策略。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对外资开放了大部分制造业市场，但在服务市场和资本市场中，以保护境内企业和国家安全为由，一直非常保守，抵着大门不愿打开。

实际上，目前中国的服务业和资本市场都不太成熟，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和资本市场占GDP的比例，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这就是我们这些年拒绝放开、充分竞争的结果。我们的汽车产业、手机产业目前为什么具备国际竞争力？这得益于国内企业有机会通过向外企公平竞争，互相学习、借鉴、提高。

开放服务业，不仅能够让国内服务企业有机会学习海外先进服务业的经营理论和经营技巧，还可以通过引入服务业鲇鱼来拓展消费场景、消费内容和服务业规模，这有利于刺激国内消费。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服务业是推动市场发展和创新的关键力量。特别是公共采购和信息通讯技术领域需要进一步的开放和公平竞争，以创造更公平的环境。

开放 金融业 ，让国内投资市场与国际接轨，有利于增强国内金融业服务投资者的理念和管理资本市场的水平，有利于保障投资者的权益，提高国内投资者的投资收益。

北京外商投资协会副会长刘持金也表示，我国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必须与时俱进，不能再依赖过去的模式，因为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高技术和服务。我国的服务市场，如养老和健康市场，正在不断发展，政府应该考虑如何在制度上开放，以吸引外国企业。

刘持金也强调，我国资本市场经过4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场之一，我们应该敢于向外资开放资本市场，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上市。他认为，这不仅能吸引更多的外资，还能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质量。

为什么中国企业可以在外国上市，外国企业就不能在中国上市呢？

我们应该利用资本市场的吸引力，调动外资企业的积极性。

此外，还需要调整行政机构和市场关系的空间。需要 “放松监管”或“去监管化”。这涉及制度型开放，这方面应与国际规则、标准、规制、管理相通相容，通过国际监管协调寻求合理的监管标准和水平。只有这样，我们整个开放才能够真正地实现。

最后，我们还需要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保护、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和金融等领域进行制度性开放。